讲成都光华，势必先讲上海光华，而讲上海光华又必须先讲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由外国人开办。192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枪杀工人顾正红，圣约翰大学部分师生义愤填膺，奋勇抵抗，从学校分离出来成立光华大学。这方面史实资料很多，我不一一赘述。
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1937年7月7日在宛平县卢沟桥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侵华战争。狼烟四起，烧遍了半个中国，安静的校园不能正常上课，上海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派熟悉四川情况的谢霖先生带领部分师生及他们的妻儿老小，在成都西郊杜甫草堂附近寻得一块土地，在当地士绅的支持下，筹得一笔款项开始修建校舍。在这样一个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条件下，不可能修建高楼大厦，只能以简单朴素迅速完工的方式进行建设，以有利迁校的原则兴建校园，这是光华没有楼房的一个原因。她没有华西大学堂皇，也缺乏四川大学的古朴，但只用了两三年的工夫，一座小巧玲珑、亭亭玉立，兼有授课住宿、办公和生活的校舍在成都市的西南郊巍然矗立。
校园建设的同时，必须要暂时安顿从上海艰苦跋涉逃难来成都的师生员工，这时，就在新南门内今红星路的一条叫王家坝的小巷里租得一个院落，很快就开始授课了。第一班的学生中，有一小部分就是上海光华毕业班的同学，他们后来是在成都毕业的。
新校舍这边，还有几十户居住在这里的人家，聚居在一条破旧的小街上，后来给这条街起个名字叫光华村。光华校园的正中叫富荣堂，是校长室、教务处、总务处、训导处办公的地方；男生、女生宿舍散列于校园各个方面，有敬斋、灏斋等；六三别墅、绿杨田庄、康斋等是教职工宿舍；冠能堂为食堂，系麦草屋顶，也是开大会的会场；丰寿堂的用途不固定，需用时即用之。学校还从附近的河流中引进了一条溪流，淙淙流过，道路有宽有窄，河边到处都种满了杨树、槐树，到了春天，杨柳絮四处飘扬，另有一番情趣。校门前有一道小桥，休息时晚餐后男女同学谈笑漫歌，热闹非凡，校大门和富荣堂之间特别选择了一棵“V”型铁树种植其中，颇为壮观。
光华校园给人一种田园静穆、爽朗的印象。每到春夏之交，晚饭之后，月光清丽，一群群男女学生邀约一起，哼唱起抗日思乡歌曲或者民歌。路边是潺潺流水，头上不时飘来柳絮，这是一种神奇的景象，也是一种庄雅的盛景。
光华的校景是整齐温情，充满田园景色，小巧而幽静，给人以一种舒适温柔的感觉，一点也不豪华，稍微的浪漫也没有，只想在这种环境中翻开书本轻轻阅读，或者闭上眼时背诵英语单词。光华自有它的田园之美，雅趣横生，引人入胜。几十年后想起来，更感到她的亲切动人，我在离开母校若干年以后还在梦境中看见她的倩影。
光华有三个剧团，一曰青年京剧团，二曰青年川剧团，还有一个是铁流剧团。“铁流”二字也有来源，它是苏联作家绥拉菲莫维奇所著的一本战争小说，书中描写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苏联军队和人民奋起反击的故事。光华大学的话剧团直接使用她的名字作为自己剧团的名字。
国民党特务也在学校抓过学生，一次是1948年，当经济系校友兰季芬（后改名为兰珩诩），路经将军衙门路时，被国民党特务抓走入狱，其弟兰肇颐（曾是附中学生）及其女友杨祚蕙（川大地下党员）和苏良锐曾请光华大学校长王兆荣营救，当时兰还不是共产党员，只属于地下进步组织成员，被囚几个月后获释。另一次是在学校内抓走了同学傅伯雍，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一面把他们几十个人放出来，一面放出军犬咬他们，他们只有在歌乐山上乱滚，以避免军犬的撕咬，才能逃脱出来。
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兴建时期，当然需要大量的人财物，这些人财物从哪里来呢？是个难题。谢霖校长曾在周孝怀手下做事，相处甚佳，有着深厚的感情。正是保有这种感情，他在四川政界、经济界募集了许多经费，有人捐献土地，有人捐钱财，也有人推荐管理修建校舍的人才。根据我了解，捐助者有翁文灏、邓鸣阶（汉祥）、康心之和康心如兄弟、甘绩镛、孔祥熙、刘文辉、李其湘、徐堪……
每幢房舍之间必定有个名号。尽管使用了为修建捐赠者的名字，但房舍的名称并未完全与捐赠者的名字挂钩，比如灏斋不等于就是翁文灏捐的钱款盖的。这些建筑物大抵有这样一些：
办公和休闲类。包括富荣堂，行政办公中心，可以代表富顺和荣县的行政官员和企业家，位于校园正中；可亭，休闲用；复兴亭，原为休闲用，后来发展为销售食品和小用品。
教学科研实验室等。主要是第一教室——季琴图书馆。
宿舍。包括六三别墅，大多为教授、副教授等用；绿杨田庄，一般教师用；康斋，单身男教师用；敬斋、绩斋、简斋，属于学生宿舍。
食堂和卫生所。包括冠能堂，食堂兼礼堂（薄壳屋顶食堂）；康斋，后来改为卫生所。
广场及运动场所。包括篮球场、足球场、游泳池。
（文章有删减）
本文作者：成华大学1946级校友苏良锐
